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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来。他是未表露奇怪。他反正本来都这样的。因预定有变，商量后，我便要先跟母亲到伦敦，再和赵宽宜在巴黎会合。

    只是法国罢工到八月底才算告终，威廉先生继女儿的婚礼最后定在九月中的一个日子。

    赵宽宜却在那之前要去一趟纽约。不得已，行程再改，好容易终定下。我依然先带母亲飞往伦敦。这之前，母亲已透过张秘书告诉过父亲。自定下协议后，她须得找到父亲的事情，全托了张秘书。

    到出发时，欧洲那里天气可算凉了。

    台北总不时有雨，伦敦亦是，却又很不同。飞机降落在希斯洛机场，即明显得感受到气候变化，飞机外的天，雾灰灰地一片。

    是傍晚了。

    飞了近十几个钟头，母亲看来很疲倦。在飞机上，她没睡得太好，时常醒着。可能紧张，或者对往后的安排不安；飞行中，她向空服员要了两次红酒。

    我跟母亲在机场附近的阿罗拉酒店住了一晚。隔日九点多钟时，来接的人已等在大厅了。是一位女士，轻便衣装，灰白的头发随兴挽在肩上，很有青春的情怀。正是母亲那位表姊。

    她看到母亲，好亲切地来拉手，热烈问候。母亲脸上有笑，又彷佛百感交集。大概从前两人很好，寒暄过两句，已很熟悉地交谈起来。

    两人径自在那叙旧，好片刻终于静下，又似忆起什么往昔，都对彼此笑了笑。表姨这时才往我看来。

    我客气问候：“您好。”

    表姨一笑，对母亲道：“都这样大了，可长得好啊。上次看见